1936年寒冬的甘肃肃州，徐向前捏着中央发来的电报枯坐油灯下，这是半个月内第三次变更命令："停止西进，就地建立根据地"。 他身边的参谋们沉默不语，这支21800人的精锐之师，此刻只剩不到七千人。 更令人窒息的是，他们始终想不通：中央的指令为何如此反复无常？

最初的全盘计划本是三军合力。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肃，中央部署"宁夏战役"：红四方面军先渡黄河，红一、红二方面军紧随其后，共同攻占宁夏后经河西走廊连通新疆，获取苏联援助。徐向前率部渡河异常顺利，可当后续部队准备跟进时，蒋介石急调胡宗南、关麟征封锁渡口，河东红军被死死压在黄河岸边。 一夜之间，西岸部队成了孤悬河西的"西路军"。

孤军深入本已凶险，徐向前仍怀有希望。 他判断只要突破马家军防线直抵新疆，"西路军只要有个炮兵团，马家军哪怕再来一倍也不够打"。然而11月19日中央突然电令："停止西进，在永昌、凉州建立根据地"。 徐向前当场激烈反对，这里荒漠连绵，堡寨林立，马家军骑兵纵横驰骋，红军连粮食都难筹措，如何立足？ 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却坚持执行。 他因曾支持张国焘受中央批评，此时不敢丝毫违抗命令："不是讲道理的时候，是讲纪律的时候。 "

这一停葬送了最佳战机。 马家军迅速合围猛攻，西路军被迫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死守堡寨。 子弹越打越少：五军每枪剩5发，九军15发，最充足的三十军也仅25发。 而马家军三万余正规军配合十万民团，用骑兵冲击、夜袭骚扰，消耗红军本就不足的战力。 短短一个月，西路军锐减至15000人。

正当部队濒临崩溃，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。 中央急令西路军"立即东进"支援河东红军。 徐向前痛陈："再东进就是再跟马家军打一次，我们经不起折腾了！ "陈昌浩再次以"政治纪律"压制异议。 戏剧性的是，三天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，中央又发急电："停止东进，继续西进。 "全军尚未出发，方向已逆转。

喘息未定，1937年1月新指令再至："停止西进，在甘州、肃州建立根据地"。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："左思右想，想不出个然。 "事后才知，蒋介石调集40个师威逼西安，中央需要西路军牵制敌军。 此时部队已麻木，任务在东西间反复切换八次，平均十天一变。 战士们疲惫到极点：冻伤者手脚溃烂，伤员无药医治，饿着肚子在戈壁滩上跋涉。

最惨痛的摇摆发生在1937年2月。 陈昌浩本计划率残部西出青海保存实力，中央一封电报彻底锁死退路："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，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？ "曾因张国焘问题被批判的陈昌浩，最终选择服从指令重返包围圈。 徐向前激烈反对："这是把部队往火坑里推！ "陈昌浩手握决策权："为了红四方面军前途，必须唯中央之命是从。 "

三月的祁连山风雪中，西路军残部在倪家营子血战后彻底溃散。 两千多人战死，五千余人被俘，仅李先念率400余人抵达新疆。 而这一切的起点，徐向前在晚年著作中沉痛总结："任务飘忽、迟疑徘徊，实为兵家大忌。 虽与全局形势有关，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失误。 "

更值得深思的是李先念四十年后的反思："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...行动方针摇摆不定，却犯了兵家大忌。 "当命令脱离战场实际时，军人该坚持真理还是服从纪律？ 这个问题，至今仍在历史硝烟中铮铮作响。